[摘要]建设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效实现健康晚年生活、激发释放长寿红利的题中应有之义。为落实决策部署、解决现实需求、提升治理水平，健全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重要且紧迫。尽管我国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重视程度不够、建设定位不清、学理支撑不强、专业人才不足、体制机制不顺等困难和问题。应积极推动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明确责任主体和权责分工，健全多维多层运行机制，激发老年人内生动力，深化理论研究和成果运用，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发挥基层组织桥梁纽带功能等。
[关键词]长寿时代；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453（2022）06-0094-06
我国正在步入长寿时代。长寿时代是比老龄化更为全面和积极的概念，表示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到一定程度后，人类社会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强调人口结构转变后的新均衡及相关影响。[1]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创77.9岁新高，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0%，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为1.91亿、占总人口的13.50%；占比分别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5.44和4.63个百分点，显示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快速发展。世界银行预计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26%，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8%。老年人曾经并继续在各行各业作出重大贡献，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如何让老年人享受高质量晚年生活、把长寿现象转化为长寿红利，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每个人都是生理和心理两大系统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我国自古提倡“形神共养”，主张将调神养心摆在优先位置；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是指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全”。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要让老年人身体好、活得长，更要心理舒展、活得健康，这离不开对老年群体的心理服务和心态培育。
一、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顶层设计、现实需求、治理水平
健全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对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解决老年人心理问题、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2021年11月、12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要求开展老年痴呆防治和心理关爱行动，将老年心理关爱行动覆盖至所有县（市、区、旗）。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必须加快推进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二）解决老年人心理问题的现实需要。我国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心态总体平稳向上。但也有一些老年人受社会发展变化、生理机能衰退、社会角色转型、代际矛盾冲突等多种因素影响，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一是孤独感加剧。《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显示，城市和农村老年人感到孤独的比例分别为30%、43.9%，聊天解闷已成为城乡老年人的主要服务需求之一，[2]甚至出现多起“打官司要求儿女回家”社会事件。二是自我效能感低下。自我效能感指个体面对及处理困难时表现出的自信程度。[3]不少老年人因劳动力下降，产生拖累子女、夕阳西下的消极心态，因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产生落伍时代、困窘无助的沮丧情绪。三是社会参与感不足。社会参与有助于减缓衰老带来的认知功能下降，缓冲负面情绪的消极影响。[4]但研究指出，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因沟通不到位、渠道不畅通等因素，社会参与积极性和获得感不高。[5]四是抑郁患病率提升。《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针对北京市老年人的调查显示，抑郁检出率为31.2%，其中中度和重度比例合计为12.1%；[6]调查发现，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平均自杀率是65岁以下的6.5倍。[7]此外，还有老年人因无法适应退休生活，产生食不知味、夜不安寝等退休应激症状；因不能正确看待生理功能退化带来的身体不适，产生了对莫须有症状过度焦虑的疑病现象。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消息称，我国城市、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率仅为30.3%、26.8%。老年人心理问题高发，降低生活质量，增加子女负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大量研究证实，身心因素既有机统一又相互作用，[8]与不可逆转的生理系统衰老相比，[9]老年人心理系统更具干预性和可塑性。心身疾病的病理原型证实了心理可以对生理产生影响，[10]干预心理因素能促进老年人认知功能、情绪体验和生理状态，[11][12]对生理系统损耗具有“补充剂”和“调节器”作用，帮助老年人提升身心健康水平。因此，建设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符合其身心发展客观规律的有效切入点。
（三）提升社会治理人性化和精准化水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过程都离不开“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中，体现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思路和新内涵，提升了社会治理的人情味和感召力。坚持从“人”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开展社会治理，在准确把握长寿时代老年人认知特点和心理规律的基础上，建设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提升社会治理人性化和精准化水平的突破口，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
二、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结构性挑战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稳健起步，取得初步成效。比如，部分地区对临终老人及家属、留守老人开展心理咨询和干预服务；组织心理咨询团队走进社区，通过心理热线、暖心走访、心理支持小组等社工手法，评估老年人心态；开展疫中、疫后老年人心理辅导，疏导负性情绪；有学者将中国乡村共同体理念与西方社区心理干预“守门人”模式有机结合，并验证了这一模式对营造“老年友好的乡村共同体”社区情境、提升老年心理健康与晚年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13]但是，限于理论支撑不足和实践积累不够，我国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够。不少地方和相关部门，较多重视老年人物质保障，对老年人精神建设和心态培育关注不足、措施不多，尚未将老年人心理服务充分纳入到相关政策制定、社会治理之中。学术界关注不够，网络学术平台关于老年人心理服务的论文数量较为有限。社会各界也存在关注养老服务硬件建设多、关注老年人精神和心理需求少的现象，总体上尚未形成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心理抚慰、心态培育的浓厚氛围。
（二）建设定位不清。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是面向全体老年人的社会政策，不等同于主要针对精神病患者和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服务。[14][15]然而，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对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定位、内涵外延、政策导向把握不准，主要精力集中于大病慢病、失能失智、精神障碍等个体的心理健康服务，服务主体以各类医院、康复机构为主，主要形式是医学模式。只有少数试点地区进行社会治理意义上的“治心”而非心理健康意义上的“疗心”工作。[16]在如何面向全社会老年人群，开展预防心理疾患、培育健康心态、树立积极观念方面，还未完全破题。
（三）学理支撑不强。推进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把握老年人心理规律，但我国心理学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中发挥作用不够。现代心理学较多追崇自然科学属性，强调研究方法的精细化，主要局限于小场景、小群体、小效应研究，烟火气不足，[17]回应老年人心态培育实践不够有力。我国老龄心理研究大多以横断面调查为主，多围绕“病”的部分展开，对普通老年群体开展预先应对、认知训练、情绪调节等研究不多，而不少发达国家已开发了相应的心理干预手段和技术。同时，构建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一项治理问题，应以问题为中心，相关学科共同介入，实现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全面认识与系统解决。但当前我国医学、人口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分散性地积聚了一些学术成果，单打独斗多、通力合作少，难以提供跨学科、多视角理论指导和策略支撑。
（四）专业人才不足。我国精神科执业医师目前约有4万名，每10万人口中占比仅为发达国家1/7[18]，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人才更是数量稀缺、结构不合理。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在老年心理学方向专业课程设置和科研资源上投入不足，教研人员数量远少于青少年及儿童心理方向，一些院系甚至没有相关师资；心理咨询机构从业人员以提供青少年、家庭婚姻等方面服务为主，较少涉及老年人；社区养老组织和专业养老机构中，缺少专业老年心理评估和干预人才；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缺乏老年人心理服务基本知识，时常忽略老年人心理需求。
（五）体制机制不顺。建设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必须统筹主体、制度、路径、保障等方面工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目前，参与主体上，大部分地区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由卫生健康部门或政法委牵头，不够统一规范，与其他部门衔接协同不够顺畅。机制制度上，尚未建立分级分类服务机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够健全，宣传教育、政策供给、科技支撑还有短板，扁平化、碎片化问题突出，规范性、专业性不强。服务模式上，多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入户心理服务、个案面询、培训讲座等开展，形式较为呆板单一，启发性互动性不强，老年人被动接受多，主动寻求心理服务少。
三、全方位、多维度推进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任何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的本质，都是以社会心态和观念秩序为基础的，[19]培育老年人良好心态、减少心态失秩已成为当下和未来的重要治理问题，需积极推进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一）明确责任主体和权责分工。为老年人服好务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一是需发挥党委目标引领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在积极应对老龄化中高度重视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政策制定、民生项目、工作督查和绩效考核，及时分析掌握情况，研究预判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目标、思路和任务。二是需强化政府的统筹协调，定期分析老年人心态变化和趋势，聚焦心理分析、心理干预、心态培育、环境塑造等工作，研究出台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专项规划和制度，落实主管监管责任。其中，老龄工作、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可立足自身职责，细化分工、加强配合。三是需汇聚社会力量，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和相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优势和作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健全多维多层运行机制。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上下左右协同发力，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一是构建“国家、省、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层层深入的分级工作机制。加强各级党政机构的协调配合，全面掌握老年群体心理需求，将宏观政策制定与微观实践操作有机有效结合。二是构建“精神疾病治疗-心理咨询-心态培育”多措并举的分类服务机制。统筹个体心理健康服务和全社会“非病层面”心态培育，实现老年人在医院、专业机构、社区、家庭各有侧重、灵活对接的心理服务，满足不同群体心理需求，最大化利用资源。三是构建“描述-预警-干预-评估-巩固”递进深化的动态应对机制。坚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管理”作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建立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信息库和心理状态筛查平台，协调联动开展预测预警、心理干预、心态培育、效果评估、环境塑造和巩固完善等工作，建立有机互动的良性循环。
（三）激发老年人内生动力。老年人健康心理和良好心态，是在“外塑”和“内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需推动老年人面对现实、反求诸己，主动关注、主动评估、主动调适心态。一是引导老年人对“老”树立正确认知。要加强理论和科普宣传，通过老年大学、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开展知识培训和心态干预，引导老年人及其家属充分认识增龄过程中的心态特征、促进对衰老过程的承认与接纳，提高老年人心理疾患预防和承受能力。二是开展老年人心理干预。依托医院、专业机构、社区、家庭等场所，开展认知、情绪、社会参与等干预服务，帮助老年人调适心态，解决由回避和防御导致的心理问题，勇于战胜自我，积极应对挑战。三是促进老年人角色转变。鼓励老年人从“被服务者”转向“服务者”，找回逐渐褪去的社会角色，设置老年人服务老年人、老年人服务非老年人平台，探索低龄老年人灵活再就业模式，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文明实践、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科教文卫、咨询建言等工作，使其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四）深化理论研究和成果运用。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构建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必须强化理论政策研究。一是增强心理学参与度。老年人心理状态及对晚年生活的需要存在主观性和个体差异，要发展创新心理学理论，把握不同群体老龄化进程中的心理特点及变化规律，适当强化心理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属性；加强老年心理学学科建设，将其纳入老龄化研究整体框架，推进教材编写、课程设置和科研立项，在职称评定、基金申请、效果评估上注重研究成果向实践效能的转化。二是用好学科交叉融合“催化剂”。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发展趋势，推动心理学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人工智能等学科协作，努力从多学科视角研究老龄化问题、描绘老龄人口心理特征、重构积极老龄化标准，探讨不同群体的干预措施，为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多角度理论依据、数据支持和实践方案。三是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应加强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项研究、实地调查和政策供给，提升干部专业素养和决策能力，使相关政策更加科学严密、行之有效。相关理论政策研究既要借鉴国外经验，更要植根祖国大地、顺应社会需求，充分将我国独具的历史轨迹、文化传统、家庭观念、生活习惯、时代经验纳入其中。
（五）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离不开专业和应用人才的选育培养。在专业人才培养上，要将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人才建设列入人才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总体规模、素质能力、层级结构、培养模式等提出明确目标、措施和要求；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大力培养老年心理学专业师资和研究人才，鼓励各学科人才开展交叉学科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老龄化研究人才。在应用人才培养上，鼓励设置老年心理服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与相关单位展开实践性、合作化、定制式人才培养，鼓励教研人员到卫健委、政法委、人社局等相关部门挂职锻炼，了解基层实际需求；重视对养老机构和社区服务组织人员的知识培训和实战练兵，确保有专门人员负责老年人心理评估、筛查和干预工作，提供周到贴心的心理服务。在基层工作人员培养上，推动基层民警、网格员、调解人员、家政服务人员等接受专业培训，学习掌握知识技能，将心理服务融入服务老年人的方方面面，提升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普惠度。
（六）发挥基层组织桥梁纽带功能。基层村（居）是广大老年人生活的港湾，基层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种基层组织，处在联系服务老年人的第一线，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各类基层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将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纳入基层治理的标准化配置和必要环节。城乡各基层单位中的党组织，要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通过激励关怀帮扶等服务凝聚老年人群，对重病、独居、空巢、失能及家庭困难老年人，重点提供谈心劝导、心理咨询等精神慰藉和亲情化服务。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等各类基层组织，要对重点老年人群心理问题广泛摸底、精准掌握、及时上报、妥善处置。还应依托基层公共场所，推进嵌入式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建设，注重服务的便利性和实用性，不必追求高大上的专业名称，减少老年人的排斥心和病耻感，促进平台成为培育老年人良好心态的实践载体，润物无声地发挥实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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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6期作者：苗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9@ZH050）。
[作者简介]苗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